提出对第三者问罪的法学专家们开出的药方，在于想要以"苛政猛于虎"的立法来治道德虚无的病，想要以一剂猛药来治疗这个时代普遍罹患的"第三者人格"病，但这显然并不理智，甚至足以引发更加强烈的反弹和反抗，对于患了道德虚无症的群体来说，最不怕的，第一是舆论，其次是各种在他们看起来仍然划算的"惩戒"。

相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混乱，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已经日渐清晰的做法实在值得借鉴。譬如，当中国人明明嫁给钱时，她们往往不好意思说自己看中了钱，甚至不好意思签婚前协议，一定要信誓旦旦彼此是情深似海；当婚姻破产或恋爱崩盘的时候，他们又往往由于缺乏契约精神而发生了灾难般的混战，这个时候，各种利益争夺战连法学专家也束手无策了，过错方认定困难，法院判决取证繁琐，总之，如果公民自身缺乏契约精神和协商能力，那么，两百万或两千万价码的纠纷--这种灾难性的悲剧就会重复上演。

至于他们口中所谓的爱，成为了这些灾难中"被侮辱与被损害的"，早已荡然无存；爱，本来是一门艺术，需要的是人格尊严的对等和灵魂力量的匹配，那些哭哭啼啼、嘈嘈嚷嚷的男男女女们，哪里是在造就爱呢？让爱情的归爱情，契约的归契约，经济的归经济，法律的归法律，恐怕是一条合适的路径。但，这个时代的"爱无能"病，终究也还得爱来医治，而不是高悬的立法之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