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显得有点局促，一度想过来握我的手，但终于没握，说，好好读书，上大学，读研究生，你读到哪，我供到哪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妹妹。他说得诚挚，不矫情，不做作，我听得出他内心的实在。

那一次的见面很匆忙，短短的几句话后，就分别。但严希的名字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，夜深人静，我常常会想起他的容颜，他白净的脸，有点腼腆的表情，透着温暖的目光。只要再见校园的梧桐树，再见天边落日的余辉，我的心里，就会有阵阵感动，那是与严希有关的记忆。

第二年，我考上了大学。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五天，严希来了，仍是和县团委的同志一起来的。他带来了一万一千块钱，那是我读大学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。他将钱交到我手里时只说了一句话，钱不够时给我打电话。他将他的手机号码告诉了我。

那天，他在我家里呆了一个上午，我俩没说太多的话，我只知道，他在武汉的一家公司上班，这一万一千块钱，是他一年的全部积蓄。没说太多话的原因，是我将精力都放在做饭上。我留他和县团委的同志一起吃午饭，用母亲生前教我的手艺，无比虔诚地做了这顿饭。

那天下午，起风下雨，他们离去时，我送他们到村头的公路上乘车，家里唯一的一把雨伞遮不住三个人，严希让我和县团委的同志共伞，他自己将衬衫脱下来，罩在头上。中巴缓缓离去时，他将头从车窗里伸出来，叮嘱我，快点回去，别被雨淋湿了。

我不住地点头，直到中巴驶得不见踪影，我仍没走，巴巴地望着公路的尽头，双眼朦胧。

自此，远去的中巴，如织的雨帘，成了我最温暖的记忆。

到西安上大学后，我很快在电脑城找到了一份零工，每个周末到电脑城打工两天，一月的薪水，维持我的生活，绰绰有余。

我会偶尔打电话给严希，汇报我在学校的情况。

他也时常打电话到我的宿舍，问我的学业，问我的生活，问得最多的，是钱够不够用。